【石油观察家】李莉: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罗斯社会情绪及其政治影响

2016-06-22 10:38:00 0

俄罗斯 社会情绪

文|李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导读:社会情绪是社会运行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是社会变迁进程中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通过对相关舆情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俄罗斯社会。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民众对目前国家发展道路、普京的执政持有较强的认同评价,对经济发展的悲观情绪上升,反美、反西方情绪上扬。但是整体上,俄罗斯社会因为政治不公、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而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较小,中期社会政治稳定可以预期。这既受俄罗斯历史文化积淀下来“国民性”的深刻影响,也与乌克兰危机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大国意识上扬紧密相关。

1 问题的提出

2012年,普京重新回到总统宝座,迎接他的是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议会选举丑闻、反对派示威游行、结构性调整不利等诸多问题积重难返,普京道路和普京理念都受到质疑,普京个人威信面临极大挑战。2014年是普京再次主政的关键性一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随后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俄罗斯进行多轮经济制裁。随着制裁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俄罗斯国内外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且恐慌情绪加剧,加之经济状况恶化,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发展遭遇历史困境。西方媒体一再评论,认为俄罗斯已经品尝到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苦果。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普京提出的保守主义道路还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吗?俄罗斯会爆发平民街头运动吗?俄罗斯还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吗?

然而俄罗斯两大民调机构(ВЦИОМ和Левада)的数据显示,普京的支持率高达80%以上。2013~2015年俄罗斯经济三连降,GDP增速从1.3%、0.6%下降到-3.4%左右的同时,普京个人支持率实现3连升,从46%、64%上升到87%~88%。而且过去的一年俄罗斯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是政治生态较为平静的一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下行的逻辑结果是总统支持率的下降,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民众与此相悖,存在着如此巨大的“认知分野”?乌克兰危机以后处在西方经济制裁之下的俄罗斯,底层民意是怎样的?单单从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视角似乎很难解释这种现象,也很难把握俄罗斯的整体社会运行状况。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及权力体系等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对事件的历史、缘由及影响都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论述。本文不再囿于宏大叙事,而是立足于微政治并将研究视角转向社会情绪。众所周知,底层民众对政治社会领域重大事件的认知、意见和诉求已经成为研究政治问题的重要客体,尤其是对社会情绪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社会情绪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不断对“政治”的边界作出规定,不断建构新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从边缘到中心,社会情绪早已被贯之以政治学符号。本文拟对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民众的社会情绪进行考察和分析,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并寻求社会情绪对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意义。

2 概念厘定

在各类研究文章中“社会情绪”经常被使用,其概念的内容广泛且边缘时常模糊。“社会情绪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整个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社会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叠加或混合,社会情绪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同时从发展的历程看,也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反应。而且,社会情绪会逐渐形成较为内在的、持续的社会情感”。“社会情绪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情境的知觉,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验”。“情绪,其基本的解释指人从事某种活动时产生的一种兴奋心理状态。当单个人的情绪社会化后,个人情绪就因外化体现变为群体性具有一种共同心理指向和特征的情绪,即社会情绪”。

尽管学者们对社会情绪概念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有三点核心要素:

其一,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弥散在社会群体中大多数成员或整个社会所普遍共有的、宏观的心境状态,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情境的体验和知觉,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形成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心理感受。

其二,社会情绪具有动态性。社会情绪是一定时期内,受特定社会制度和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根据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及个体生活体验而作出的判断和认知,它是受制度、文化变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影响而动态发展的。

其三,社会情绪具有自主性。社会情绪并不是个体情绪的简单总和,有其固有的规律。一旦形成后往往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并且具有心理暗示和同化作用,形成集体无意识。社会情绪包括历史和文化积淀下来的“国民性”当中稳定的特质(“国民性”指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也杂糅了当下时代变动不居的成分,是历史与现代互动的结果。

社会情绪是社会运行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是社会变迁进程中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国家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及运转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敏锐地捕捉民众的诉求、获得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情感和心理认同,形成政治合法性的稳定支撑。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情绪是一定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公众群体的价值判断和心理认知,社会情绪已经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广义的社会情绪包含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执政者治国理念的形成,同时也会被执政者加以吸纳采用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反过来影响宏观社会心理状态,促成社会共识的形成。”

3 俄罗斯民众社会情绪的具体状况

由于社会情绪具有动态历史性的特征,因此本文将考察的时间段主要置于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前后。考察的要素集中于四个方面,即国家总体发展和道路选择、经济发展情况及预期、社会生活和族际关系、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每一项下面分别包含具体的子问题。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舆情研究中心和列瓦达研究中心。

(一)国家总体发展和道路选择

该项主要考察俄罗斯民众对国家总体发展的评价及道路选择的认同情况,并选取了对国家政局评价、发展道路选择、总统工作认同、个人支持率等舆情数据作为参考。

2014~2015年俄罗斯总体社会情绪指数比较平稳且呈正向积极趋势,变化曲度不大。但是数据在2013~2014年左右出现陡峭的变化,这与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并入俄罗斯联邦在时间上相吻合。从这一时间点开始,认为国家事务沿着正确发展道路前进、今天的俄罗斯是强国的受访者比例明显上升。尽管受制裁影响,国家经济振兴乏力,但约有50%的民众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有关“道路选择”的问题,调查数据也在2013年出现大的变化,2014年和2015年选择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数值连续上升,由46%上升到55%。选择回到类似于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比例占据第二位。对国家总体状况认知的数据统计,2014年以来评价指数较为平稳,平均达到66左右,好于2009~2013年的数据。但从数据上来看,评价指数从2015年5月达到高点后一路下降,积极指数逐渐走低,这与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恶化有关。

乌克兰危机之后,2018年俄罗斯大选仍然希望总统是普京的受访者占55%,还有10%的受访者选择“延续普京政策的其他人”。关于普京总统工作的调查,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普京总统个人支持率直线上升,2015年85%以上的民众对普京工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一方面说明普京在民众中仍享有较高的支持率,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对普京执政理念和路线具有较强的认可度,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成为普京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也是俄罗斯中期政治局势稳定的民意基础。

普京再次执掌政权后反复强调中期稳定,俄罗斯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空间用以发展和改善民生,复兴国力。201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曾指出:“未来数年将是决定性的,可能不仅是我们甚至是全世界的转折点,世界处于彻底变革的时代,甚至可能是大动荡的时代。全球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对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对人力和智力资源的争夺;谁冲到前面,谁被淘汰出局而失去独立性,这将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潜力,而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意志和内部能量、激情,以及前进和变革的能力。”为了全力实现强国和复兴这一目标理想,俄罗斯必须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防止国家政权从内部瓦解。底层民众的诉求及情绪的表达对政治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二)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和预期

普京在其前两个任期内实现了“秩序”、“稳定”和“发展”,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部分地弥合了寡头经济所造成的社会上层权力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分裂,稀释了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情绪的紧张和焦虑。第三任期的主要战略目标致力于促发展,保民生,经济问题是所有工作的核心,解决社会发展任务和民生问题的基本条件就是恢复经济稳定增长。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自身经济结构的积弊,从2012年始特别是进入2013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世界新能源革命导致国际市场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需求下降,俄罗斯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国内需求、投资和消费的步伐放缓,工业生产连续零增长,投资环境不佳,私人资本外逃情况加剧,投资增速持续为负,经济状况总体表现为停滞和下滑。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持续对俄罗斯进行一轮又一轮经济制裁,这无疑使俄罗斯经济发展雪上加霜。2015年俄罗斯GDP不升反降,前两个季度平均降至3.4%。俄罗斯民众对经济危机持续以及物价水平上涨的预期都有所增加。

在西方制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俄罗斯民众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困难及经济危机持续性有相当大的心理预期。认为2014年完全可能或比较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占比为62%,而这一数值在2013年为38%,人们开始担心经济危机及家庭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民众对经济预期的悲观情绪加重,9月的数值达到-52。另据2014年的舆情调查,“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生活条件还会继续变差,西方经济制裁会对食品的价格产生影响。86%的民众认为食品价格已经上涨或者将要上涨;61%的民众认为近期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开始降低、物价上涨以及正在经历经济危机;53%的民众认为在未来将会出现食品问题”。但是,民众因为经济需求而发生抗议的可能性不大,参与的意愿并不强烈。

(三)对社会生活和族际关系的评价

民生问题是普京第三任期关注的头等大事,普京重新上任后的第一篇国情咨文就对国家发展远景作出一系列规划,“俄罗斯前进道路中的某些原则性问题,不仅是中期而且是长期愿景的问题”,国家现在的任务是“建立富强和幸福的俄罗斯”。中期稳定是俄罗斯政治的既定目标,接下来国家治理的优先方向由宏观性问题转向具体的民生问题。民众关于个人生活、幸福指数和工作就业等问题的评价,是社会情绪的关系考察对象。

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罗斯民众对个人具体生活的评价指数有所上升,由68上升至76,2015年平均接近80。但是从2015年5月以后开始下降,这与对国家总体状况的评价以及未来经济危机的预期呈正相关。在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形势严峻的客观条件下,民众对个人生活的积极情绪减弱。幸福指数2012年以来变化不大。

一般认为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包括健康、食物及生态环境等因素。民众分别为健康打4.78分、为安全性打4.73分、为收入的稳定性打4.68分、为食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打4.68分、为居住条件打4.68分、为生态环境打4.61分(满分为5分)。这些方面恰恰都是普京在竞选纲领及国情咨文中提到的优先发展方向,并且已取得一定成果。民众主要对劳动市场和失业的评价及预期有所变化,尽管经济形势并不良好,比较乐观的是民众对就业安置的预期并没有变得更加悲观。2015年5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26%的受访者认为很容易找到等值工作;33%的受访者认为不太费力就可以找到等值工作;27%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很费力才能找到等值工作;11%的受访者认为不可能失业;3%的受访者认为很难回答。

2009年金融危机时失业问题比较突出,到2012年形势转好。乌克兰危机以后在西方经济制裁影响下,俄罗斯的失业指数比较平稳,总体失业风险并不突出,总体情况并不是十分糟糕。

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民众因为政治或经济原因而发生抗议或游行示威活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发生了该类群体性事件,个人参与的意愿也不强烈。另一个舆情调研机构的数据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移民和民族问题也是影响社会情绪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些问题往往与就业机会、安全与社会和谐等问题紧密相关。普京竞选纲领的第二篇即为《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前,俄罗斯民族关系紧张的地区在扩大,宗教间紧张程度在加剧。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排他性已成为俄罗斯极端主义组织和流派的思想基础。”民族问题始终伴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渗透和反映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民族问题聚焦了很多问题,很多社会-经济和领土发展的困难,还有腐败问题,有国家机构工作中的缺陷,当然还有教育和文化政策的失败,这些都可能成为导致族际矛盾的真正根源”。

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及独联体内部民族矛盾甚至民族冲突较为突出,俄罗斯族和高加索、中亚地区的民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冲突和暴力事件,主要特点表现为俄罗斯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群体骚乱,与之相伴的还有宗教和移民问题。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机会差异等因素,使移民问题日渐凸显甚至激化。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未实行签证政策,任何一个独联体国家的公民仅持国内护照就可以进入俄罗斯境内。俄罗斯出生率低,所以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外来移民不仅抢占了俄罗斯人的工作机会,也将渐渐占领俄罗斯的土地。然而,俄罗斯又离不开移民,需要新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空缺。俄罗斯民众对政府腐败问题的不满日益增加,并迁怒于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认为政府人员收受贿赂,致使非法移民屡禁不止。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移民问题很容易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线,引爆社会积蓄已久的不满和焦虑情绪。

2014年以来特别是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后,民族矛盾和移民问题的紧迫感发生转移。俄罗斯民众对恐怖主义、经济危机、人口减少、社会不公平的种种担心和忧虑,让位于与西方或者是在后苏联空间内与他的伙伴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60%以上民众持有对恐怖行为的担忧,但是对象发生了变化。关于“如果我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中存在敌人,你认为是谁?”的问卷调查中,回答美国—奥巴马的占37%,回答欧洲的占9%,回答乌克兰及其政府的占8%,回答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占3%,回答法西斯分子的占2%。另外一份关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报告显示,22%的受访者认为恐怖威胁来自于美国,13%的认为来自于激进穆斯林主义,7%的认为来自乌克兰,3%的认为来自于高加索。两份调查显示,目前俄罗斯民众将美国看作是最大的敌人和恐怖威胁,这种情况部分地缓解了国内族际及移民问题的矛盾,即国内族际矛盾让位于国际矛盾。

(四)对国际问题及对外关系的评价

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的热点问题,约有64%的居民关注克里米亚事态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样讲:“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重大,是俄罗斯民族及中央集权国家的精神发源地。正是基督教强大的精神团结力量,促使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不同血统的部落构建了共同的国家性。对俄罗斯来说,这些地方的意义就如同耶路撒冷之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意义一样,俄罗斯现在直至永远都应该如此对待。”乌克兰冲突与经济危机并列成为影响当前俄罗斯居民社会优先权和政治偏重的两个基本因素。

绝大部分民众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持赞同态度,民众对国家领导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认同的,普京由于“收复失地”,被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形象。在有关“为什么你认为克里米亚应该并入俄罗斯并列举原因”的最新调查中,57%的受访者认为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20%的受访者认为是通过全民公投的结果;11%的受访者指出克里米亚两个世纪以前与俄罗斯及俄罗斯历史有紧密联系;10%的受访者认为230年前俄罗斯曾经占领过克里米亚。这一调查再次印证了俄罗斯国民性中的扩张意识和领土情结。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民众认为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带来的是荣誉和复兴的信号,民众对国家复兴充满信心。与乌克兰危机相伴而生的是俄罗斯国内反美情绪高涨,2015年认为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是友好的民众占3%,不太友好占32%,敌对的占59%,说不清的占6%。列瓦达的调查数据也显示,71%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了阴暗的角色,这种反面评价是近8年以来的最高值。

4 俄罗斯民众社会情绪的主要成因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民众社会情绪总体趋正向,对当前国家发展道路、普京执政工作的认同感增强,大国意识复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以说俄罗斯社会上下层基本达成“后克里米亚共识”(посткрымский консенсус)。俄罗斯民众对经济前景预期的悲观情绪上升,但这种情绪尚未危及政治稳定和社会认同,因政治、经济需求而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可能性不大。究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社会中稳定和保守的思潮占据上风

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客观环境来看,中期稳定是可以预期的,民众社会情绪也反证了这一点。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对稳定的需求是一致的,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底层民众几乎都反感激进式社会变革导致的混乱动荡将自己洗劫一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持社会稳定,先保住“存量”利益,然后伺机获得“增量”利益,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种共识。即便是俄共也应时而变,在其党纲中放弃了革命道路,认同了选举和议会的途径。而激进的体制外反对派,更是缺乏广泛的民间基础。因此保守主义仍然是俄罗斯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也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它主张加强国家权威和民族意识,反对照搬西方的经验,强调历史传统、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这种保守思潮更多地带有了主动和自发的意味。2015年11月关于“铁腕”的民调显示:“认为我们的民族一贯需要‘铁腕’的受访者占32%,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如当前形势)需要将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的受访者占39%”。

任何政权都需要不断地借用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想来获得政权合法性,俄罗斯历任总统都试图寻找一种思想占领意识形态。普京认为,“俄罗斯不需要专门地寻找民族的意识形态,它在俄罗斯社会已经是成熟的,民众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俄罗斯社会本身已经具有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保守主义思想不在于阻止向前、向上的运动,而是阻止向后和向下运动,阻止走向混乱的黑暗和回归落后的状态”。保守主义反对革命、混乱和无序,主张渐进和改良式发展道路。乌克兰危机事件后,这一立场得到俄罗斯大部分民众和上层精英的赞同。俄罗斯不久前的民调也显示,民众因为政治需求或经济需求而发生大规模群体性骚乱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即使出现类似游行示威活动,老百姓参与的意愿也不强烈,局面会处于可控范围。

(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政治资本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对俄罗斯民众来说,极具爱国主义意义,也传递了大国复兴的信号。普京在那篇饱含爱国主义激情的演讲中提出,“数百万民众的意志是俄罗斯外交的坚强后盾,全民族团结以及各主要政治、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基础”,“(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它的根据是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权力的源泉”,普京将此项政治殊荣归因于俄罗斯的普罗大众。乌克兰危机极大掀起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浪潮,积蓄将近两年的对社会不公、政府腐败、阶层固化、民族矛盾等消极和不满情绪在尚未发展成为公开化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之前就转移到国际场域,演化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反制。

在多数俄罗斯人看来,俄罗斯眼下面临的困境如卢布崩盘、物价上涨、经济状况恶劣等问题都是西方干涉俄罗斯内政的结果,俄罗斯民众把经济问题归咎于西方的制裁和打压。俄罗斯社会学者认为,“糟糕的经济状况目前尚不足以撼动普京的个人支持率,民众对经济现状的理解是一码事,而对总统的支持是另一码事”。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曾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私下里干涉俄罗斯的内政,企图在俄罗斯周围建立一道几乎并不新的铁幕。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多年一直存在,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每当有人认为俄罗斯变得过于强大和独立自主了,就马上启动这些手段。”实质上,强调俄罗斯今天的发展困境完全是西方干涉的结果,西方的目的是围追堵截、阻止俄罗斯民族复兴的言论,极大地掀起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浪潮,触发了俄罗斯民族心底深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屈辱感,挑动着俄罗斯民族强烈的自尊心。“社会挫败感和危机前景的预期转化为对外部敌人——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对抗,乌克兰危机事件成为社会矛盾的承担者”。这种社会情绪及时掩盖了国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致使国际矛盾突显出来,特别是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动荡的威胁来自于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受乌克兰事件的影响,对未来战争的恐惧超越了经济生活的窘迫,成为俄罗斯民众最为担心的事情,2015年关于恐惧问题的调查为此提供了数据支持”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生态下,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渲染下,民众能够接受且忍受眼前的生活困难。在俄罗斯人看来,只有普京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俄罗斯人的利益和俄罗斯的民主价值。以普京权力为核心、一致对外是俄罗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各政党、各社会阶层被迫的选择。

(三)对传统和现代媒体进行管控,反对派式微

一个国家政治系统能够有效地运转,敏锐地捕捉民众的诉求,才更容易得到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保持社会稳定。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更多地影响政治进程和国家意志。而互联网的兴起为国家管理舆情和社会情绪提出了新挑战。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70%以上俄罗斯民众使用互联网,截至2014年11月,俄罗斯Вконтакте社交群中有5 500万使用者,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pу网站有4 000万访问者,Moi Mir(My World)和Facebook社交网访问者数量比较接近,每月的访问者分别是2 500万和2 400万。这些社交网络的作用不仅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信息的引爆器。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管理、引导和控制媒体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如收购电视台、出台相关法律(如网络管理法)、加强对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的管控。通过主流媒介进行积极正向宣传,防止西方对俄罗斯社会的渗透,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消极情绪的蔓延。通过全俄人民阵线和群众连线搭建权力与民众对话的平台,及时了解社会情绪和民众诉求。

在这样的社会舆情和宣传攻势下,官僚机器高度整合统一,反对派和激进主义的影响式微。一方面,由于普京对反对派的排挤和打压、对社会管控能力的提升,使后者对政治体系基本不再产生威胁。最近一篇报道也指出,在21世纪初(2011~2014年),每一次公民为争取新的自由而斗争,都会激发起俄罗斯领导者对社会控制的强化。颜色革命导致俄罗斯对外国基金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排挤,并组织克里姆林宫新的青年运动。“阿拉伯之春”后,俄罗斯的抗议游行迎来了普京的回归及实施压制社会的政策。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开始又一轮对社会的打压,高密度电视宣传,关闭一系列独立媒体,新的行动计划是寻求克里姆林宫新的外国媒体宣传代理人。另一方面,反对派领袖和激进分子也失去了大部分民意基础。特别是在爱国主义风潮的裹挟下,反对派几乎失去了合法话语权。危机时期市民阶层革命的意愿并不强烈,危机期间这些社会群体的脆弱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带给俄罗斯民众的苦难记忆尚未忘却,激进革命带来的经验是更加理性、克制和妥协。反对派更多情况下提出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一个空洞的“没有普京的时代前景”,但是并没有提出有效的、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而普京似乎能比其他人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四)“国民性”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社会情绪一方面受特定时期内社会现实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根植于文化深层“国民性”的影响和制约。从历史来看,“帝俄横跨欧亚的国土绝大部分是近代以来扩张所得,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统一、征服与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其国家意识的领土观念和国家意志的扩张观念极度膨胀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传统的形成时期。”古老村社文化及东正教传统蕴涵着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对集体和国家的依赖、信任甚至是崇拜,将不断的拓殖意识和对土地的无尽渴望系上国家主义价值体系。在俄罗斯人的眼里,捍卫大国地位和大国尊严高于一切,个人服从于集体,社会服从于国家。难怪有学者指出,“在俄罗斯和苏维埃专制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如果对其进行社会-政治性的理解,不如对其进行文化-制度性的理解,作为一种现象,深刻地、天然地扎根在俄罗斯千年的历史和俄罗斯民族意识当中。这可以从20世纪俄罗斯文化中专制主义趋势的相对稳定性、牢固性得到解释。”即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这种领土情结和扩张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俄罗斯民众看来,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改变了苏联解体以来处处受制于西方、被动挨打的局面,普京作为政治强人为国家赢得了尊严。难怪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因为普京国家发生的两个最积极的变化领域分别是国防能力和对外政策,66%的受访者支持普京2018年后继续担任总统。”俄罗斯历史上多次经历改革、动乱和革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主义的强化。“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现今态势,并没有将俄罗斯列入自由主义-民主之队列的基础,而是更倾向于政治文化的威权-集体主义类型。国家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中一贯处于支配地位。”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对西方世界价值观念本能的抗拒心理,力图维护大国形象、重返世界大国舞台等因素使西方从外部的打压让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外部压力越大反弹力度越大,民众对国家和权威的依赖感则更强。“俄罗斯人格中最强烈最深入的特点恐怕要数归属需要,与归属需要紧密联系的还有依靠需要。这种需要不仅表现为对父母和同辈的依赖,也表现在与权威人物的关系中”。这种“父权制”思想意识使得俄罗斯民众在受到外界条件的刺激时,往往让渡权力给国家,寻求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的庇护。这种国民性正是俄罗斯权威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是社会情绪的深层影响因素,也是俄罗斯社会运行与国家发展的特殊性。

5 结 语

诚然,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以及随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客观上使俄罗斯整个社会被动地团结起来,各阶层、各党派的立场空前一致,反对派几乎销声。但是,这种外部压力下的社会稳定也存在一定脆弱性和时效性的风险。

首先,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保守主义,并附带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民族主义常常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在“人民”中的鼓动和共振作用,只有过去的宗教能与其媲美。民族主义不仅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更表现为一种公共文化和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宗教形式。民族主义经常伴随着消极、非理性的社会情绪,民族主义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爱国主义高涨可能转化成爱国主义狂热,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过低评价风险性。“当乌克兰危机被成功地调解甚至冻结时,这个因素可能会更快地弱化。在经济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对外政策在民众意识中会很快被当前物质状况的恶化所替代”。早就有学者指出,“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特征,经常会提及她的二律背反和矛盾性,双重性和非理性主义”。

其次,通过对俄罗斯社会情绪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作出基本判断:目前克里米亚的政治资本还会持续发酵。虽然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但持续强硬的对外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了总统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并且消解了部分国内矛盾。俄罗斯政治稳定是可以预见的,也具有较广泛的民意基础。俄罗斯前任财政部长库德林认为,“社会抗议仍然会发生且程度将会增强,但不会脱离监督。俄罗斯的储备基金还将维持两年,这段时间内社会情绪将会是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仍然是稳定的关键。“如果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可能会动摇俄罗斯精英的信心。他们公开表达不满的可能性不大,但未来可能会转向消极怠工”。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苦难且记忆犹新的俄罗斯民众,仍然对当前社会状况和个人生活持有较强的克制力和忍耐力,但多少带有些悲壮色彩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俄罗斯长期处于政治体制退化、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下,俄罗斯的社会情绪可能转化为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最后,回到文章的逻辑起点社会情绪。社会情绪一旦产生,群体中的个体极易受到来自外界暗示的控制,并受其影响。一方面,社会情绪可以建构,社会共识可以被创造。集体表征为心理趋同提供了基本的方向,通过群体意识将散状个体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社会情绪具有传导和暗示心理的作用。集体表征和个体认同是社会情绪的生成机制,情绪具有相互感染及去个体化的作用,形成群体无意识。俄罗斯舆论中心定期发布这样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并且强化了正向、积极的社会情绪,可以称其为政治手段或政治艺术。从俄罗斯社会情绪的分析和研究来看,普京总统对俄罗斯社会的掌握能力,由政治层面扩大到社会领域,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生活政治化、政治权力毛细化”的趋势。(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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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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