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大帝的五张面孔

2014-04-26 20:34:01 1

俄罗斯 普京 国家主义者 活命主义者 自由市场派

   

 

 

|Fiona Hill  Clifford G. Gaddy 

 

 

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莫斯科年会上,俄罗斯领导人都会与西方的记者和学者们见面。在去年秋天的会议期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就一些热点问题做了答复。

首先他将不会就最近从他的门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手里收回俄罗斯总统职位的行动作出道歉,其次他也许会在接下来的12年(两届总统任期)里统治这个国家。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回应,他宣称,“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

上述强硬姿态反映出普京人格上两个基本特征:其一,他坚信他个人的命运是与自己国家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的;其二,他有决心通过在一个长的时间段内做出的缓慢的、有条不紊的决定来改变俄罗斯人的命运。在此前的公共场合,普京反复提到一位俄罗斯人的英雄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1862-1911。

俄罗斯政治家、改革家,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时任总理,他也赞同慎重的、循序渐进的变革。);还有美国同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罗斯福将在他之前所有美国领袖最多两届总统任期的不成文的限制抛在了脑后。在最近的这次瓦尔代年会上,有提问者指出,他总提及的斯托雷平和罗斯福这两位政治人物“都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的宏愿最终实现。”

普京反应很快。“慢着,”面对一片肤浅的、神经质的嘲笑,他插话道,“目前还不是安排我葬礼的时候!”很显然,他并未考虑,如果没有他,下一个阶段的俄罗斯历史该如何书写的问题。

2012年,普金将要回归(或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将会回归)俄罗斯总统宝座。尽管普京一直在做俄罗斯的总统或者总统身后的影子总统,但是普京本人依然是一个身形模糊、难以捉摸的人物。考虑到他已经费尽心机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说我们看到普京现在的形象绝非偶然。普京的官方资料存在很大的出入——也许对一个精于隐藏真实自我甚至有时让自己凭空消失的克格勃案件调查官来说,这一切丝毫不令人奇怪。他在克格勃内的身份(包括他在前东德德累斯顿的工作经历)一直就是一个谜。甚至他担任圣彼得堡市长助理时的活动,人们都知之甚少。事实上,官方的信息如此之少,以至于可供我们了解的仅有一张普京在此段重要的从政期间公开的照片而已。这与他最近热衷于广泛地利用照片宣传自己政治形象的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普京1996年8月到莫斯科赴任之前含糊不清的经历对其职业的另外一番表象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各界都广泛存在低估他的倾向。表面上看起来,普京缺乏坚实的身份或者思想意识。就像俄国问题专家帕维尔·巴依夫曾经介绍的那样,普京被看作一名“安静的契卡干部”(前苏联秘密警察),他可以在“人很少的环境下轻松遁形”。他似乎有本事让其他人在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将他纳入其中,而且那些人似乎并不过度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在普京开始进入俄罗斯政坛的时候,此前相熟的人都普遍将他贬损为一个平庸的角色。一名叶利钦时代的高官评价普京,这是“一个庸才”。他还被称作“叶利钦家族”(围绕在前总统叶利钦周围的随从人员)的一个傀儡,安全机关(强力集团)的一个工具,或者直接说成追逐金钱的一个“克格勃恶棍”。

所有这一切(表象)都是不准确的。事情的发展最终证明普京比十几年前几乎所有人所能认识到的那个人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普京既当过总统又当过总理,他是沙皇之后俄罗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随着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临近,普京已经将自己置身为俄罗斯历史舞台上的关键角色。我们翻阅了普京官方的生平记载和数不清的受访和发言记录以及我们参加的瓦尔代年会资料,我们还走访了那些了解他并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通过上述纷繁细致的资料整理工作,我们试图为这个人画一幅肖像,而最终这幅肖像向我们展示出普京作为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的一名学生正在疾步闯入历史写手、历史创造者和历史操纵者这一危险领域。

事实上,我们想要了解普京必须从这个对历史着迷的人开始。对普京而言,解释和重新解释他的历史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学时,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而且普京现在依然渴望阅读历史学著作。他欣赏“有用的历史”的威力。在这里,历史被用作一种政策工具、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力量,它可以帮助塑造团体的身份并促进结盟。在2010年9月份的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告诉与会者,普京和他的团队是“俄罗斯历史的好学生。我们研究历史并吸取历史教训。”2011年10月下旬,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 Peskov)强调,“普京一直在坚持阅读,主要是有关俄罗斯历史的书籍。他喜欢读传记,俄罗斯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的传记。” 在普京看来,历史应当既是个人的也是个性化的——历史应当聚焦在个体和他们的行动上,而非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上。

2005年9月的瓦尔代俱乐部年会期间,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共进午餐时,与会者在普京的住所里注意到显著位置摆放着沙俄帝国时代改革家的半身塑像和画像。2008年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公民中联合主办了一场全国性竞赛活动,评选“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竞赛是按照每轮淘汰赛的方式进行的,每轮最高的投票获得者会在接下来的轮次中继续捉对较量。

最终桂冠花落十三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同时也被俄罗斯东正教宣布为圣人。排在第二位的是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在遭受一系列政治挫折之后辞去总理职务并随后遭到暗杀。正如许多著名俄罗斯时事评论员在竞赛进行之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结果的事先设定好的。

独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没有多少俄罗斯人会将此二人排在哪怕前25人之列。一个政权会为了一己私利人为制造声望的,但这是一种强行推销的行为。斯托雷平在前苏联时代一直遭到诋毁并被描述为一个无情地镇压人民的人。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斯托雷平现在已经变成了普京挑选的行为榜样。这个历史人物可以证明作为总理的普京为了俄罗斯的发展制订的施政纲领和行动计划的合理性。

由于斯托雷平寄望于通过非革命性的方式完成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转变,因此普京似乎已经将斯托雷平当作自己目前任职总理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行使总统职权时的楷模。最近的这段时间里,普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需要巨大的震动,我们需要强大的俄罗斯。”这句话是斯托雷平在1907年斥责俄罗斯杜马(议会)同僚时那句著名的“你们需要巨大的震动,我们需要强大的俄国。”的翻版。在2011年瓦尔代年会上,普京一如既往地频繁提到逐渐的、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性。

但是为了眼前的目标,试图制造和操控历史的做法是冒险行为。如果审视其细节,历史也可以是顽固的。还举斯托雷平的例子:俄罗斯在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蒙羞以及遭受革命动乱重创后,斯托雷平没能成功地通过坚定的、计划周详的行动引导俄罗斯发生转变。在与议会中更激进的议员发生冲突后,他多次解散俄罗斯议会,而当时人们都知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对君主立宪政体和斯托雷平推动的试验性的议会民主制政体也心生厌倦。

普京和斯托雷平的不同点要远远多于相似的地方,所以说不管是从政治的角度讲,还是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如果有人暗示普京会步其后尘则难免有失草率。但在一定程度上,普京的确面临如斯托雷平一样的两难选择:在他可以塑造未来并让历史按照自己的展望前进之前,他不得不处理目前的政治危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加倍小心地引导,但政治的力量和压力有时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遭遇令人失望的结果也算上了一堂教育课吧。普京本来期盼选民为其即将履新的总统职位选出一个完全拥护他的议会,但是新选出的杜马将不会像他计划的那样容易驯服。为历史编写脚本所面临的挑战是需要现实世界的演员们领会透彻并演好他们的角色的。普京知道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是他的人民似乎不是那么情愿扮演他们的角色。

虽然如此,普京确实需要确立自己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地位,这个地位可以使其成为我们时代的名人。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了解的人物。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典型的俄罗斯人心态和早年的生活;克格勃训练和在东德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的经历;前期在莫斯科做的政治圈幕后的工作;以及掌舵国家的这段时间等。历史的力量推动了其上述经历中的起起伏伏,为了将它们综合起来勾勒出普京的一幅肖像,我们将从五个侧面逐一审视:普京——国家主义者;普京——活命主义者;普京——圈外人;普京——自由市场派;普京——案件调查官。

 

 

 国家主义者:

1999年12月29日,俄罗斯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了一篇时任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署名文章《俄罗斯处于历史的转折点》(“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两天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现身国家电视台并宣布辞职决定。他说他会将权利移交给普京。这样,普京的这篇政论文章很快便成了人所熟知的“千禧年宣言”。这便是浸淫着历史经验教训的普京施政纲领。    

这份宣言的中心思想是: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在人民被分裂之后、在将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将他们与其它国家区别开来的共同价值观遭到忽视之后,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其历史地位。普京宣称,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俄罗斯人接受了人权和自由,包括人们表达思想的自由和出国旅行的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观很好,但它们不是俄罗斯人的价值观。这些普世价值观也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在普京所谓的“俄罗斯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另外找到清晰的俄罗斯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结一致和国家强盛的信念(derzhavnost)和国家利益至上(gosudarstvennichestvo)。        

俄罗斯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俄罗斯历史上没有自由的传统。普京说:

        对我们来讲,这个国家连同它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一直在国家和人

      民的生活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一个强大的

      国家是不应去对抗的。恰恰相反,强大的国家是秩序的源泉和保证、

      是任何变革的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社会渴望恢复国家作为指导者

      和调节者的角色。

普京保证让俄罗斯恢复自身的角色。他宣布自己要成为一个“国家公民”(gosudarstvennik)——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一个公仆、一个建设者。“国家”(gosudarstvo)这个词对俄罗斯人来讲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诸强一样,在俄罗斯,国家的形象已经拟人化了——母亲俄罗斯,就是我的祖国(Mat’ Rossiya or Rodina)。在俄罗斯,也存在一些扭曲的事情,比如母亲俄罗斯是必须要保卫的,但她却不必保护你。

在美国,国家只要存在一天就要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俄罗斯,国家是要放在首位的,国家地位高于个人,个人要服从国家及国家利益。现在的事实是普京要做一个“国家公民”,他相信俄罗斯一定要成为一个也必然将成为一个强国——当然也包括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一名前克格勃特工来说,这种想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目标,普京也不会游离于其它俄罗斯领袖人物的思想之外,而且普京的国家主义者的特征已经在其它的传记分析中探讨过了。唯一有趣的地方是普京思考国家的方式似乎受到了他所阅读的和他所诠释的俄罗斯历史的影响。

对普京而言,历史强化了为国家服务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的永恒特征相对于个人瞬间特征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普京没有一条历史观是特别新的。在克里姆林宫智囊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和其他人的帮助下,普京挪借并综合了具有长期历史根源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光顾俄罗斯并在九十年代达到甚嚣尘上的地步。1996年,鲍里斯•叶利钦组建了一个由著名政治思想家乔吉•萨塔罗夫(Georgy Satarov)领衔的官方机构,目的是在苏联崩溃后解决如何创造一种“新俄罗斯思想”作为思想体系的试金石以求复兴“大俄罗斯”的问题。该机构在组织了一小段时间的半心半意的辩论之后便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在此期间,前后跨越一个世纪的俄罗斯政治思想的大量重要书籍和文章获得重新出版,另外还有一些当代作家稍显肤浅的思考和再提炼著作也同时与读者见面。正如前俄罗斯驻美大使弗拉基迷尔•卢金在1988年所评论的那样,“我们现在有一份同样的阅读清单。”

普京的新贡献在于他将阅读清单综合成一个创造性的糅合俄国帝制和苏维埃理想的当代聚合体。虽然普京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思想的诠释很难为非俄罗斯人所领会,但它们却在俄罗斯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它们包括“欧亚主义”(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思想,以证明俄罗斯对王国之内多民族聚居的广大空间实施统治的合理性,时间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热诚回归俄罗斯东正教及其宗教信仰;“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普京比较牵强地重新阐述了沙俄时代独裁政体与民主扭曲纠缠在一起的概念);和“伟大的国民”(narodnost)(欢呼作为俄罗斯人的精神与精髓)——这里的俄罗斯人指的是“国民”(narod)或者说是整体的俄罗斯人。

普京通过阅读俄罗斯悠久的历史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反复爆发的“动荡时期”会招致俄罗斯作为国家发生崩溃或解体(raspad 或 razval)的危险。为了避免出现政治分裂和破裂的危险境地,普京时刻在感受着维护国家统一带来的重压。那些忧虑反复出现在他各个场合的言论之中。(目前的)执政党是统一俄罗斯党(Edinnaya Rossiya)。普京希望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像他一样是外表千姿百态,内心性格鲜明,而不是多重性格。在其内心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算不了什么的,比如斯拉夫派与欧化派、白派与红派、左派与右派、自由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等;克格勃不会与普通俄罗斯人互相争斗,作奸犯科者不会与清洗运动和古拉格集中营的受害者互相争斗;俄罗斯种族的人也不会与少数民族的人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每个人汇成一个整体后都必须支持这个国家——母亲俄罗斯。

 

 

活命主义者:

对普京来说,历史是很私人化的东西。他来自于一个经历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的幸存者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亲在一支敌后活动的特种部队服役,他是在列宁格勒城外参加的其中一次战斗中四名幸存的苏维埃突击队员之一。1942年初,他遭受重伤,无法再参加现役部队。出院后,他和妻儿留在了列宁格勒。在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纳粹围城期间,有一百多万与普京同龄的列宁格勒人死于炮火、饥饿和疾病,普京5岁的哥哥即是其中一位。

这一历史事件完整地展示了俄罗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存环境,俄罗斯要不断地为了生存而与外部敌对势力作斗争。一些个体和家庭消亡了;其他人仍要拼死抗争——他们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却要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斗。考虑到共同经历的战争与贫困,活命主义也许是在几乎所有背景与年龄段的俄罗斯人心中最普遍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甚至在今天(目前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繁荣的阶段)都有所反映,例如现在流行在私人郊区别墅的菜地上种植马铃薯和其它粮食作物。和普京一样,列宁格勒人或者圣彼得堡人的上述思想特征表现地特别明显。

普京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掺杂了他自己的切身经历。在1991-92年的那个冬季,普京作为这个城市的官员负责带领后苏维埃时代的圣彼得堡渡过粮食危机。自2000年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做好不可预见费计划和备好最糟状况应对方案成为普京制订政策的重点内容。普京将其应对最糟状况的思想应用到了国家层面:永远都要有B方案;不作不可挽回的承诺;关键是要像私人郊区别墅储备食品那样维持充足的储备,只不过在国家层面要大规模储备。普京作为总统和总理一直在忙于制订一个创建(并保护)俄罗斯预算平衡基金并逐步建立外汇储备的协调政策。

 

 

圈外人:

1996年,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帮朋友和同僚(这些人都生活在湖畔地区并且无一例外地身处俄罗斯权力中心之外)总是聚在一起非正式地探讨莫斯科方面(国家政府)的种种管理不善的现象。各种所谓的“湖畔兄弟会”(Ozero fraternity,译注:Ozero,俄语“湖”的意思 )传闻都暗示这些圈外人在勾勒一个试图介入并将他们的候选人送到莫斯科“打理朝政”的计划。

根据俄罗斯官场上的定义,所有的圣彼得堡人都是莫斯科权力中心的局外人,而且这个特殊团体中的许多人包括普京在内都在俄罗斯或者前苏联的权力中心之外游荡了好长时间,他们可以和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撇清关系并就国家事务作出更加不带偏见的分析。

普京以其卑微的家庭出身更是圈外人之外的圈外人——他没有进入圣彼得堡的精英圈子;没有进入前苏联的后备干部名单;甚至在很多方面也是克格勃领导层眼中的外人。普京没法和国防部长、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比,他不是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克格勃“希望之星”(golden boy)。普京甚至也没能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一俄罗斯现代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中沾些粉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他的同胞在政局动荡中艰难度日的时候,普京却被派到了异国他乡的德累斯顿。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他才回到前苏联。

1996年,普京回到了莫斯科,但显而易见他还是个局外人:他在圣彼得堡的同伴安纳托利•丘拜斯和阿列克谢•库德林把他带到首都帮助他们竞选,以便重建国家秩序并控制寡头政治,因为后者已经从根本上将莫斯科和这个国家变成了他们的私家领地。

 

 

自由市场派: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普京这位曾经的德累斯顿驻站克格勃特工是一个很古怪的选择,他要辅佐看起来高度自由的改革派人物丘拜斯和库德林——即便在圣彼得堡时他们因工作关系走得很近。其实,普京已经确立了自己自由市场派的身份,而且克格勃即是自己的试验场。1984-85年期间,普京到位于莫斯科的克格勃红旗研究所(Red Banner Institute)进修。

在这段时间里,克格勃正在热烈地投身于一场运动当中,他们要寻找一种包含资本主义元素的新经济模式来拯救苏维埃体制。这场运动是由前克格勃主席和当时刚刚去世的苏维埃领导人尤利•安德烈波夫发起的。克格勃是唯一敢于审视苏维埃体制并认识到它运转得如此糟糕的机构。

普京意识到了中央的计划不能付诸实施,他开始研究西方的经管翻教科书。此前他也许已经在质疑苏联经济的稳固性,但是在克格勃机构的经历可能使他愈发确认了自己的怀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普京在德累斯顿驻点期间,进一步获得了在也许是最先进的共产党国家(东德)近距离观察共产主义失败的机会。东德具有苏联不曾拥有的优势——比较好的人力资源、几十年前资本主义的底子、先进的工业与农业发展水平——然而它也在垮台。

九十年代返回圣彼得堡之后,普京很快便与当时包括丘拜斯和库德林在内的著名的自由市场倡导者建立了联系,他们是围绕在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周围的一个团体。索布恰克是普京在列宁格勒大学时的法律教授。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实施了一段摇摇摆摆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后,在俄罗斯,许多人都要求收回“进入市场经济”的承诺。他们放弃了资本主义转而接受“国家主义”,即“由国家控制经济”。普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在九十年代有不成功的改革以及在圣彼得堡出现了一些带有硬伤的试验,但他依然坚持遵循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原则。对普京而言,历史打败了意识形态,而且历史已经向共产主义传递了它的裁决结果。

不管苏维埃理论多么具有创造性,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中央计划、行政命令式的经济体制不会获得成功。市场已经胜出,普京站在了胜利者一方。但普京依然在寻找一种使一端的私有制与另一端的俄罗斯的国家需要达成和解的灵丹妙药。在过去的十年里,普京与俄罗斯经济寡头的交锋可以描绘出其努力迫使这个难以驾驭、自私自利的强大企业主集团接受国家利益优先于个别企业利益理念的轨迹。由此可以看出,普京尽管是一个国家主义者(维护国家的利益的同时保护企业家,放手让企业家经营,但只在出现了威胁国家优先利益的极端情况下才会干预商务决策和经营),但他已经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形象。

 

 

案件调查官:

普京此前当过克格勃案件调查官的身份在其接近经济寡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一次,他对历史的看法强化了他的这个身份。1997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Federal Security Service。FSB的前身即是克格勃)主办了名为“卢比扬卡历史讲座”,这是每年开展的系列科学讲习班。(译注:卢比扬卡,Lubyanka,是克格勃总部大楼也就是FSB所在地。)该讲习班是由FSB公共关系中心和FSB研究院共同组织的。他们邀请学者(也包括非军事院校的学者)就这家安全机关历史的不同方面发表论文并展开讨论。有关普京在策划这些讲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尚无直接的证据,但我们可以假定他清楚这件事。到1998年时,他已升任FSB的首脑并最终统管全局。            

    1988年讲习班的主题是“世纪转折期的俄罗斯特种服务:19世纪末至1922年。”其中一台讲座的主讲人是FSB研究院的叶琳娜•雪巴柯娃教授(Yelena Shcherbakova),其题目是“做为秘密警察潜在对手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了解作为当时反对派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关切,雪巴柯娃教授仔细考察并评判了帝国办公厅第三处(the Third Section of His Imperial Majesty’s Own Chancellery)的历史贡献,这是一个充当沙皇秘密警察的小型部门。她暗示第三处还是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并补充道,今天的KGB/FSB应当从历史中得出正确的经验教训:

        该安全机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向沙皇)提供一份出色的社会形势预测,这样便有可能阻止某些倾向的出现而不是最后被迫与那些倾向所产生的后果做殊死搏斗。在动乱时期和社会不稳定时期,这种做法是尤为重要的。

       与早期的一些报道相反,普京从来没有当过间谍或者在克格勃里充当刺客的角色。(他所表现出来的硬汉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作秀而已。)我们所搜集到的普京处事方式的各种传说,大部分都显示他倾向于选择更温和、更平静、更微妙的方式。他对人民、甚至对陌生人都表现出让人难以忘怀的关心,因为他的观念是谁都无法预测他们会有朝一日变得举足轻重。

普京注意收集人们的想法和环境状况,这些都会帮助他巩固和社会的联系。普京在克格勃内部的工作是以说服为主,而不是采用胁迫的方式。普京是一名案件调查官,善于做人的工作(rabota s lyud’mi)。一份德国人发表的有关普京在德累斯顿工作的记述声称,普京在东德的真正使命是招募德国共产党的公职人员,甚至是斯塔西(stasi,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即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官员投靠苏联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让他们反对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

昂纳克当时正在积极地暗中削弱戈尔巴乔夫在东方集团(译注:Eastern bloc指的是前苏联为首的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集团)中实行的重建计划。就像许多普京传记作家所宣称的那样,与其说克格勃德累斯顿工作站是死水一潭,倒不如说该站是一个由德累斯顿地方党的领导人汉斯•莫德罗和其他一些人领导的党内反昂纳克活动的大本营。

毫无疑问,普京对自己在德累斯顿的工作是感到自豪的,而且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他的沟通与相互配合能力是其从克格勃的训练与经历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财富之一。普京对英国学者也是情报主管的约翰•马斯特曼的“双十字委员会”(double-cross system)原则理解得很透彻:不要彻底毁灭你的敌人,要利用他们、要控制他们,要操纵他们并让他们为你自己的目标服务。

  从1996年夏初次公开露面到现在为止,普京在莫斯科的职业生涯本质上就是这名案件调查官从克格勃学会并在德累斯顿付诸实践的任务清单的翻版。借鉴在德累斯顿的经验,他将叶利钦家族、寡头政客及其他一些人视为为了一己私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通过使国家解体的方式毁灭俄罗斯的罪魁祸首。

在普京看来,这些人就像在俄罗斯疆土上活动的敌方特务。怎样和他们打交道?反向操作!普京(如愿以偿地)成为克里姆林宫最合适的人选,在他的任期内,他招募他们并委派他们以任务,使他们重新成为这个国家的公仆,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仆人。

      识别、招募和指挥特工的工作是需要在非常紧密、一对一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打发掉叶利钦家族和寡头政客们之后,普京现在想办法将他的案件调查官同行们安排到全国各地,并争取每个俄罗斯人都为这个国家服务。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设想呢?他很清楚他不能奢望每个俄罗斯人都会站出来为国家做事。历史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在他的工具箱里,历史就是一把万能钥匙;他逐渐地跨越学习历史经验和应用历史经验之间的界限,创造并控制历史。通过为历史下定义,普京努力把各团体和各阶层吸引到自己的事业中来。

他可以决定哪个团体的历史是这个包容性神话的一部分,并表明哪个团体是游离于这个共同历史之外的。这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这个工具允许定义出“我们”和“他们”(nashi vs. chuzhiye,后者在俄语中还有“其他人”和“外国人”的意思)。在当代俄罗斯的语境中,这两个词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克里姆林宫主办的青年政治组织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织叫作“我们”(nashi)。它的目标是频繁地将“他们”(chuzhiye)妖魔化却经常本能地追逐“他们”(chuzhiye)。

      通过让历史为我所用,普京已将自己由一名案件调查官的角色提升到国家级的水平。纵观普京的职业生涯,从列宁格勒到德累斯顿,再到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他已经从最初的局外人、边缘人物到最后实际上在创造历史的人。普京与卡斯特罗喜好集会演讲的风格不同,他依然采取案件调查官的方式,即便身处公众场合,包括在电视台做热线电话交流节目和在新闻发布会上,他都是坚持一对一地与俄罗斯人民交流。每位听众都在倾听他的答复,并将他的回答与特定个体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还会别出心裁玩些新花样,比如变身为深水潜水员、赛车手、摩托车手、飞行员、运动员——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吸引不同类型俄罗斯观众。

普京提到斯托雷平和其它历史人物也是深思熟虑的而且他们也是特定的历史对象。正如普京在千禧年宣言里所声明的那样,他正在努力帮助俄罗斯摆脱困境。他将自己视为拯救俄罗斯的众神中的一个历史人物。普京知道自己也是受俄罗斯历史影响并为其所困的。他必须要尽责地工作并在不采取激进变革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地改善国家的状况。他一直对戈尔巴乔夫时代(1980s)和叶利钦时代(1990s)的俄罗斯灾难性的经历以及历代沙皇无数次的失败念念不忘。外部世界的观察者也许不想相信他,但这正是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如果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决策者们希望在2012年后能够与普京好好打交道,他们一定会被建议关注并应对普京的历史观。否则的话,普京这样一个优秀的案件调查官会很轻松地为了自己和俄罗斯的利益将这些政治家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不过,普京对历史的重视也暴露出一个弱点。做历史的学生和做历史的写手之间是有差别的。尊重历史的学生在学习过去的错误,但那些为了今日的目标试图改变历史进程的写手是在粉饰这些错误。在错误被漂白的时候,向历史学习就会变成更困难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一个领导人就会纠缠于历史之中,再也不能得出不带偏见的结论了

      正如我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经历和与俄罗斯及其领导人的在其它层面上的互动时所观察到的那样,普京在过去的12年里所打造的政治体系带有高度的个性化特征并严重依赖身处在政治中心的他。他每次活动都以一个事必躬亲的招募者示人,并将其它的个体当作基础情报的来源。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他似乎并不依靠其他人坦率的忠告或者解释。就像他阅读历史的方式与众不同一样,他喜欢亲自归纳信息并亲自决断。

正如最近普京-梅德韦杰夫这套双驾马车所展示给世人的形象那样,把事情交给别人做——有些难!他所创造的这套政治体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普京先生告别政治舞台,所有有关俄罗斯政治前景的赌注都将一扫而光。至少在目前,如果没有了这位伟大的活命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先生,没人知道俄罗斯的历史大戏将如何演下去!(Flyingheart翻译,原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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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编yuki 2014-12-18 18:04:22
普京在过去的12年里所打造的政治体系是高度个性化并严重依赖身处在政治中心的他。一旦他告别政治舞台,至少在目前,如果没有了这位伟大的活命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先生,真心没人知道俄罗斯的历史大戏将如何演下去!